他曾8 次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但他最为人所知的，是在环保领域的杰出贡献。1972 年，他成功筹办联合国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将环保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到全球议事日程。随后他参与制定《地球宪章》、创立世界环保日，被尊称为“地球工作者”。中国的环保事业也有他的烙印。他邀请中国出席首届人类环境会议，并给予中国代表团“特殊照顾”。如今，这位世界环保运动中的教父级人物晚年长住北京。他对记者说：“我对中国环保工作的未来非常看好。”

“我不累，我很乐意谈我的环保工作。”

10 月10 日晚，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全球环保界重量级人物莫里斯·斯特朗现身上海展览中心，担任一场名为“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商界领袖圆桌会”主讲人。开幕前，79 岁的莫里斯由两名助手搀扶着走进休息室，坐定后，他仍有些气喘吁吁。当记者提出想就环保问题专访他时，一旁的助手立即上前劝老人再多休息会儿，莫里斯却向助手摆了摆手，说：“我不累。”

对话从这场商业会议说起。记者好奇这位把毕生精力用于环保事业的老人，为何会对一场金融和企业界人士扎堆的活动感兴趣。莫里斯告诉记者，他一直认为只有通过工商业的参与，才能真正实现环保。近几年，他把工作重心移至北京，帮助中国企业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也关注环保产生的经济收益。

北京奥运会前，通往北京首都机场的轻轨建成后，莫里斯立即通知助手，他今后去机场一律搭乘轻轨而非轿车。他的三名助理纷纷劝阻莫里斯，因为他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平日走路比一般人花费多一倍的时间，乘坐轻轨可能不安全。然而，莫里斯却相当坚持，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北京城市交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助理Lydia 告诉记者，莫里斯非常绅士，从不让女性拎包。每次到首都机场，头发花白的莫里斯会拖着一只沉甸甸的行李箱，蹒跚而行，尾随在他身后的，则是一两名神情紧张的中国年轻人。“除了天气，北京的样样我都爱。” 斯特朗对记者说。

姑姑的越洋来信

莫里斯与中国的渊源，来自于姑姑，美国女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9 年，莫里斯出生在加拿大马尼拖巴省橡树湖畔的一个小村庄，父亲是名工人，母亲是小学老师。小时候，他与世界联系的纽带是远在中国的姑姑安娜的来信。每次收到中国的来信，他会一字一句仔细阅读。

安娜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国际友人，曾与斯诺、史沫特莱等西方记者一起撰写了大量新中国时期的报道。1925 年，安娜首次访问中国，此后先后6 次访华，见过周恩来、毛泽东等人。1946 年，安娜第五次来华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在同她的谈话中提出著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通过与姑姑的书信往来，莫里斯最初对中国的了解与一般西方人不同。中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东方古国的文化，更多的是“经过革命风暴洗礼下焕发的勃勃生机”。

“ 我跟她的关系不甚亲密，但她对我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我的直系亲属。”莫里斯这样总结他与姑姑安娜的关系。在童年那些信件的潜移默化下，莫里斯的人生某些方面跟姑姑安娜惊人地相似。姑姑曾称赞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1972 年莫里斯通过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深刻体会到周恩来在环保问题上同样“超前眼光”。1958 年，72 岁高龄的安娜第六次访华，定居北京。现在，79 岁的莫里斯也长住北京。

1972：环保唤醒中国

如今“环境保护”已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很少有人知道，正是莫里斯·斯特朗，这位联合国第一届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筹划人，促使中国人把“环境”和“保护”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组合起来。

1972 年6 月5 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这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路标。”当时参加此会的中国代表曲格平如此评价道。后来，曲格平成为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

1970 年11 月到1972 年12 月， 莫里斯先生担任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莫里斯回忆说， 发达国家遭遇美苏冷战，把是否参与联合国大会当作政治砝码相互制衡，而发展中国家大多认为研究环境问题会影响到他们的主要利益——改善贫困状态和加强发展，于是对环境会议反应冷谈。原本与政治圈毫不沾边的莫里斯天天跟各国政要打交道，一方面游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同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出席会议；一方面出访东德、苏联，传达各种有关会议的信息直到说服他们加入。莫里斯曾试图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取得联系，遭到拒绝后，他仍想方设法通过朋友关系拜访并说服了她。

“中国却是一个着实让我省心的国家，”莫里斯说。周恩来总理在接到他的邀请后，力主中国派团参加，派出国家计划、外交、冶金、轻工、核工业、石油等部门40 多人赶赴瑞典斯德哥尔摩。而当时中国正值“ 文革”，社会一片混乱。时隔这么多年，莫里斯对周总理的超前眼光，还是印象深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还是一再称赞。

曲格平是当时周总理选派的代表之一。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当时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那次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发言，应该发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限制，都不懂。所以在那次会议上得到了莫里斯·斯特朗很大的帮助，他非常友好。由于那次会议，我们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莫里斯曾于1953 年来中国考察过，所以对中国代表团有更清楚的了解。为让中国代表团更好地发表见解，莫里斯每天早晨都会给予他们“特殊照顾”，为他们详细介绍当天会议议程，写下注意事项，提出友善建议。

这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参加的第一场会议。中国代表团惊异地发现，当时中国所理解的环境问题和世界所谈论的环境问题并不一样——中国认为环境问题只是局部的“工业三废污染”（废水、废气、废渣），而其他各国谈论的却更多的是生物圈、水圈、大气圈、森林生态系统等“大环境”、“大问题”。

当然，莫里斯跟中国代表团也曾发生过争论。莫里斯回忆，当初中国坚定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并且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希望把“人是最宝贵的”等写入《人类环境宣言》，但莫里斯认为在短短10 天会议上讨论修改《宣言》时间太紧，劝说代表团不一定要做大的改动。由于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坚持，在会议最后一天晚上，双方针对将要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终，莫里斯对中国的坚决态度表示支持和理解，帮助中国在《宣言》中添加了六七条。

“ 斯德哥尔摩会议改变了中国的一些观念。中国当时有一种错误的理论，认为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公有制，一切从人的福利出发，因此它不会产生环境问题。这个理论曾在一个时期内束缚我们不能看到和想到更多的问题。” 曲格平说。作为会议负责人，莫里斯向中国代表团介绍环境问题的科学定义，消除中国关于“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的误解。

“ 渐渐的，我明白姑姑安娜说的那句话‘未来的中国将引领世界’。联合国的工作经历告诉我，中国必将引领世界，但不是单独一个国家，而是需要依靠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 莫里斯对记者说。1972 年10 月， 第27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环境保护也是一种赚钱手段”

斯德哥尔摩大会后，莫里斯成为联合国环境开发署驻肯尼亚内罗毕的首任执行官。这是第一个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联合国机构。当时莫里斯在选址上的考虑，是认为联合国应该照顾全球每个地区。对此，中国十分支持，在肯尼亚也设立了代表处，曲格平任代表处负责人。在那里，两人的友谊得到延续。

在联合国环境开发署打下扎实根基后，莫里斯离开联合国回到加拿大。其间，他曾应曲格平之邀逛长城，爬八达岭，一同考察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状况。1976 年，时任加拿大外交部副部长的莫里斯不顾美国的反对积极促成了中加建交，成为推进中加和平友谊的大功臣。

1992 年，重返联合国的莫里斯担任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秘书长，成功推动发达国家政府出资60 亿美元，帮助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之后，他在《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协助工作。紧接着，他开始思考推出一套将发展中国家包含其中的机制，于是便和中国官员一起促成了“清洁发展机制”（CDM），即发达国家通过提供相应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其减排量可算作本国减排指标的一部分。

莫里斯根据对中国环保事业的密切关注，发现在中国相同二氧化碳减排量的花费成本只有发达国家的1/4 至1/5。“清洁发展机制”的推行，既能让发达国家以较低的代价达到减排目标，又能让中国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可谓“双赢”。近年来，为了全力推广这项机制，莫里斯选择常住北京，他的身份既是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名誉教授，又是一家国际投资公司的总裁。

“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不能只是教育和说教，还希望做一些具体的解决环境污染方面的工作。”莫里斯告诉记者，他在中国成立国际投资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忙中国更有效地引入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提高企业能源利用率。他给记者举一个例子。中国有很多天然气，如果利用天然气做燃料的话，就能解决部分城市污染问题。但天然气大多地处偏远，需液化或压缩才能运到城市。莫里斯透露，一个加拿大公司已和北京签署合作协议，3000 辆公共汽车将使用天然气和水煤气的混合物作为燃料。

莫里斯表示，把国外的技术和中国的资源结合起来，就有潜力在每一个城市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而对于那些参与做这件事情的公司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在中国，莫里斯想传达一种思想：企业应把环境保护当作额外的投资，而不是额外的成本——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本身就可以是一种赚钱手段。

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生意人，莫里斯曾遭受质疑：一个人怎么可能又做环保又做生意呢？但莫里斯坚决认定可以两点都做到。他决心现身说法向中国企业证明，环保是有利可图的，做环保看起来是一种付出，但其实也是一种投资并能得到回报。

莫里斯在北京的家里，摆放着一个空气清洁器。随着北京空气越来越好，他已经越来越不依赖它了，“你知道我已经老了，而且心脏不好，所以偶尔用用”。当记者让他预测什么时候北京的空气可以清新到让他完全摆脱清洁器，他略带玩笑地回答：“可能5 天就可以。我对中国环保工作的未来非常看好。你知道吗？之前我回祖国加拿大，发现现在多伦多的城市污染就比北京严重。”

B=《外滩画报》

M= 莫里斯·斯特朗

B: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1年第一个任期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自去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签署后， 美国成为唯一未确认《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国家。作为《京都议定书》的协作人，你有何看法？

M: 我始终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应在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率先垂范。展望将来，无论是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还是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尽管他们很多意见相左，但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重视气候变暖现象，他们都想改变美国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国家的现状，这十分鼓舞人心。

B: 目前全球面临的最大环保挑战是气候变暖吗？

M: 不错，但气候变暖不是一个单一的环境问题，它还会影响到许多其他方面。如食品生产，随着气温上升，影响粮食的种植，同时对水流量也会造成影响，导致水污染。

B: 中国目前面临的环保挑战有哪些？

M: 也是气候变暖。虽然中国没有创造这个问题，他们是由传统工业国家产生的，如我的祖国加拿大。但中国人口多，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排世界第二。另外的问题还有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北方的沙尘暴。

B: 你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M: 虽然气候交易所在欧美已不是新鲜事物，但对不少中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我希望中国可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把先进的技术引进中国。

B: 你年近八旬，但言谈举止中依然充满着年轻人般的活力和热忱。你如何保持这股环保激情？

M: 我看着我的孩子，我看着我的孙子，我看着中国的孩子们。我在想，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或许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环保，人的生命将得不到延续。当“环保问题”转变成“生存问题”，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B: 对于中国企业的节能减排，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M：中国企业应该提高能源效率，采用更多可再生能源。除依靠国外先进技术外，还应积极自主创新。我曾在山西看到过一家生产焦炭的中国本土企业，他们自行开发了一种生产程序，把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在工厂中自行解决，没有排放到外面来。这就是清洁科技，就是可持续发展。

B: 你曾经获得过许多环保界的至高荣誉奖项，如Tyler( 泰勒) 环境奖章，蓝色星球奖章，你最难忘的奖项是什么？

M: 应该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最高荣誉公共福利奖章。我是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非美国人，也很庆幸作为一个环保人士能得到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最高荣誉。我本人并不是专家，所以每次我做事的时候，我都是在全世界找一些专家，听取专家的意见。我本人是代表很多人获这个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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